益丰配资沈醉逃过一劫：这次狙击行动成功，他不被乱枪击毙也得上岛砍甘蔗_杨杰_特赦_军统

《头条文章养成计划：细解七批特赦战犯名单中的现象》

通过细致分析七批特赦战犯的名单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大多数军队中的将军级特务，几乎都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时获得了特赦，而在此之前，仅有几位军统及保密局的高级人员获得了特赦。他们分别是：曾任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、游击司令沈醉，军统电讯处副处长、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，保密局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，以及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李俊才，这些人在1960年至1966年期间陆续被特赦。

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上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半数的军统（保密局）和中统（党通局、内调局）的省站站长。这些人的名字大多耳熟能详：例如周养浩（《红岩》中的沈养斋），陈旭东（曾任东北区副区长，类似《渗透》中的陈明），以及文强（曾任军统东北区中将区长，“徐州剿总”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）等，他们都在名单上占据一席之地。

与沈醉、周养浩并称“军统三剑客”的徐远举，在1973年1月22日已经因病去世，而他身后还有十三四个将军级的特务同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军统（保密局）在撤销前，每年都会召开一次“四一大会”，然而这些大会上，真正能见到的省站站长寥寥无几。像文强、吴景中这样的资深特务，几乎从未参加过大会，因为他们或者由于之前的原因无法参加，或者因为自己地位较高，基本上避免了这种场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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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，老蒋带着毛人凤逃往台湾，各省的站长们多数被抛下，表面上是“潜伏”，实则已成为“弃子”。唯一的例外是吴景中（《潜伏》中的吴敬中），他毫不顾忌毛人凤的严令，冒险乘坐飞机逃离了即将被合围的天津。

沈醉在曾担任过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之后，曾在昆明掌控逃离机票，但由于害怕毛人凤的报复，他一直未敢离开。最后，在昆明起义通电后，他和西南特区的几位特务，包括徐远举、周养浩等，成为了同仇敌忾的“难兄难弟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沈醉是所有将军级特务中最早获得特赦的，这并非是因为他在云南起义通电时签字（事实上，他是在压力下签字的），而是因为他后来的立场较为特殊。他与李弥、余程万等人成为了“七兄弟”，决定与卢汉对抗到底，最终被关进云南陆军监狱。与沈醉不同的是，许多其他的大区区长和省站站长，因其身上的血债太重，最终被放到了最后一批特赦的名单中。

沈醉回忆录中提到，像徐远举和周养浩这些人的罪行几乎无法原谅：“他们是重庆大屠杀、大破坏的直接参与者和主持者。即使我参加了起义，放他们走，也很难交代。”这些曾亲自参与暴行的特务被捕后，意识到了自己深重的罪孽，甚至在被囚禁在白公馆时，听到烈士墓前群众的激愤呼声时，都被吓得面色苍白、心惊胆战。徐远举更是在这种情形下，不时用袖子擦去因为惊恐而流出的冷汗。

按理说，像徐远举和周养浩这样的角色，早该被处以死刑。然而，到了战犯管理所，他们虽然享受了一些优待，但如果提前获得特赦，烈士们的亲友显然不会接受。沈醉之所以能提前获得特赦，主要是因为他的经历较为特殊，而他所在的“技术型”职位，如董益三等人，在军统时期更多涉及技术工作，与血腥暴行的关联较少。

沈醉的背景也与他的其他同僚有很大不同。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任职前，他一直从事交通员、稽查处长等较少直接与地下党对抗的工作，血债较少。直到最后，他执行的三次重大刺杀任务均以失败告终，这一反常现象对他来说，实则是一种“塞翁失马”的命运转折。

其中，沈醉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刺杀任务，便是针对原陆大校长杨杰的暗杀行动。1949年8月，沈醉接到毛人凤发来的“亲译密电”，命令他立即在昆明刺杀杨杰等五人。尽管沈醉心惊胆战，但他依然决定按命令行事。初步策划包括在杨杰的回家途中用无声手枪射杀，或者如果杨杰未出门，则直接在其住所进行刺杀。

沈醉与杨杰曾有过接触，杨杰不仅是沈醉家庭的熟人，而且两人关系较为亲近，经常一起聚会，沈醉的孩子们也很喜欢杨杰。为了制造出不被察觉的接触机会，沈醉特意选择在杨杰夜间返回时进行行动。然而，他的计划在细节处出现了破绽：在一次行动筹划时，沈醉的母亲恰巧在旁，察觉到异常并大发雷霆。沈母严厉责骂他，指出若他真动手刺杀杨杰，未来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人，都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。最终，沈醉在母亲的压力下，放弃了这一刺杀计划。

沈醉的这一转变，也从某种程度上让他逃过了一场血债，杨杰最后在香港被叶翔之所杀，而沈醉则没有进一步的牵连。这一段历史，也让人不得不感叹，如果没有沈母的干预，沈醉的命运或许会有极大的不同。

在这之后，沈醉无论如何行动，都注定难以逃脱毛人凤的打压。即便他如吴景中般能够弃职出逃，他依旧面临着不容乐观的结局，因为他并没有吴景中那样的“庇护网络”。如果沈醉最终逃脱，他的命运可能是过早地消逝在岛上的寒风之中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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